当前我国加强劳动权益保护的重点对象是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

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行使权力，组织政府，管理国家，并且监督和有权罢免各级政权的组成人员，这是人民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其次，现行宪法用权力而不用《共同纲领》使用的政权，是为了强调国家权力和其他所有社会公权力都属于人民，这也再次强化了权力形态和来源的大一统秩序。

中国大一统体制蕴含的公天下传统对形塑制宪者的选举权属性认知有一定文化心理的影响，那就是将参政活动理解为对普遍、一致的公共意志与利益的追求，反对利益的割据化、碎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利益代表资格固化、等级化、区域化。在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有了完全的民主权利，同时也有完全的义务。中国既没有照搬苏俄基于联邦制而在权力机关之间进行纵向分权的模式，也没有借鉴苏俄的苏维埃体制横向设立联盟院和民族院的做法，两院制始终没有被中国宪法采纳，而是按照中央集权模式来设计一元体制。它并非基本权利的概括限制方式，l而是规定公民义务的总条款，牢牢确保多元与一体的统一。例如，英国确立了普选权的《1918年人民代表法》仍然基于性别、居住地而区分选举资格，《1999年上议院法》才艰难废除几乎所有世袭贵族议员。

没有明确的宪法和组织法授权和地位的各种组织参与治理。无组织力量随着组织化过程也同时在滋生和暗长。而个人信息则是数字时代的产物，强调个人对其身份信息的自决权，禁止他人非法获取、加工或泄露。

(三)尊重人的尊严的义务的具体要求 如上文所言，人的尊严作为整个法律体系共通的客观价值秩序和最高的价值规范，它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调整公民和国家关系的宪法之中，也体现在调整平等主体关系的民法之中。当有关风险的证据未知或相互矛盾时，须将其作为知情同意过程的一部分，告知孕妇。另外，将基因编辑用于疾病治疗，可能引发对残障人士或特定患者群体的污名化或歧视加剧的副效果。根据《民法典》第1039条，国家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然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

但在人类获得极度的自由，试图超越人的概念而变成另一种更高级的存在的同时，首先需要讨论的便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是否会使人的尊严遭到贬损。应当承认，国家相关部门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曝光后及时进行了合理的处置与应对，特别是在立法上对基因编辑技术和涉及人的生命科学研究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直接回应，从而为保障人权提供了法律基础。

其后法国超实定法人权理念的形成，构造了分层的人权保障：将人权视为超越实定法的价值理念，由宪法确立个人针对国家的实证权利后，国家制定普通法律实现其余人权的实证化，例如通过民法调整公民之间的人权冲突。由于人类受试者参与的生物医学研究关涉他们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隐私权、治疗权、补偿权等，而尊重和维护这些权益的重要方式即是取得他们的知情同意，这也是其中最为基础、核心的权利。《世界生命伦理与人权宣言》第9条也有类似表述。在出现不良反应的情况下，应当对于受试者出现的异常症状给予足够重视，提供诊疗建议，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及时处理。

虽然根据联合国大会1984年通过的《禁止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条第1款对酷刑的定义，酷刑不包括私人行为。并且实践中存在遗传数据难以匿名化的问题、标识身份的数据在研究中存在泄露的风险问题、去标识化后数据的推演辨识等问题，在上文讨论的隐私权对人的尊严的前端防护失守的情况下，如何应对基因信息泄露导致的潜在的后端歧视值得关注。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如前文所言，这一原则的确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有密切关系。同时应当深化伦理学研究和跨学科讨论，从理论层面将治疗与增强之间的光谱进一步细化。

而这正是人的尊严原则所首先要反对和禁止的。其次，由于基因编辑的基础研究对象较为特殊，是具有成为人类生命体潜在可能性的胚胎，因此具体的胚胎利用和剩余胚胎的处置问题都需要特殊对待，构成身体完整不受侵犯的特殊要求。

另外，我国在后续立法以充分履行保护健康权的人权义务时，可以考虑借鉴国际经验，如指导全球健康研究的《涉及人的健康相关研究国际伦理准则：2016年版》规定，以孕妇作为研究参与者时，研究者和研究伦理委员会，必须确保充分告知潜在的研究参与者，研究带给孕妇(包括未来的生育)、孕妇的妊娠、胎儿及其未来后代的风险。考虑到人的尊严是人的权利的合法性来源和逻辑前提，并且为人权理论提供了合法性证明，本文选择以人的尊严这一最高价值为纲，结合人类基因组编辑技术的具体场景，深入剖析基于人的尊严产生个人的自我决定权、身体权、健康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及禁止歧视权，以求为基因编辑实践设定相应的权利保护原则和规则。

例如当以儿童为受试者时，研究人员应当提供足够多根据儿童或青少年的智力程度和理解能力定制的研究信息，获得与儿童或青少年能力相一致的同意，他们的反对意见也应当受到尊重。其一，应当保证试验用药物或器械的安全性，当申办者发现可能影响受试者安全或者试验实施可能改变伦理委员会对继续试验的批准情况时，应当立即通知所有临床试验机构和研究者，并作出相应处理。(一)人的尊严的内涵 尊严是国家宪法、国际条约、人权宣言、宗教教义和各种哲学著作中常援引的一个关键概念。另外，研究人员应当采取合适的方式告知受试者临床试验的情况。但是变体CCR5基因相当罕见，仅自然存在于10%的北欧人身上，大多数人拥有的仍是野生型、易感HIV病毒的CCR5等位基因，于此，将足够稀有的自然变异体引入胚胎应被视为增强。其中，明确了敏感个人信息的范围，包含生物识别、医疗健康等信息，规定了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前提、必要条件和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尽的义务，以及强化了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

其次，从一般人的理性而言，在经过基因编辑而恢复健康和未经基因编辑早夭或罹患重大疾病之间，选择前者明显更有利于个人的最大利益。其中《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第1款提出了健康权的定义，即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的标准，第2款则列举了缔约国的若干义务。

受其直接影响，欧盟于1995年通过了第95/46号《个人信息保护指令》，全面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制度。因为即使是以治疗为目的的基因编辑，由于其高昂的价格，也很难实现其平等使用，这会拉大已经存在的健康和医疗差距。

而2000年《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尤其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文献：《宪章》第8条在隐私权(第7条)之外，单独将个人信息保护确认为一项基本权利。目前在公众的讨论中，将基因编辑出生的孩子视为怪物变种，要求对其进行绝育或隔离的言论层出不穷，这些意见是否符合人权规范即有待考虑。

其三，公众参与和对话对新技术应用十分必要。因此讨论经过基因编辑的人所遭遇的差异性待遇是否构成歧视就应当回到歧视的构成要件，即(1)存在差别性待遇，可以表现为对某一类人或某一群体的排斥或优惠。立法上允许患者近亲属在特定情形下进行知情同意也体现了这一价值取向。学界对此问题尚无定论，现有的观点类似于光谱：光谱最左侧倾向于父母为基因编辑婴儿作出的代际同意剥夺了孩子作为其生活唯一作者的机会，严重违背伦理学中的自决原则，因此不可接受。

而在微观层面，尊严作为一项人的基本权利或人权的基本原则，如果对一般权利的干预触及人的尊严，并且一般权利不足以抵御这种侵犯之时，才能寻求人的尊严的适用，从而对人权进行完整周延的保护。严格保护措施的要件则意味着与一般个人信息处理相比，对敏感个人信息应采取更为充分的保护措施，以保障其所处理的敏感个人信息的安全，例如生物样本库与样本使用者共同签订生物样本和信息捐赠者隐私保密承诺、医疗机构尽可能限制能够接触到敏感个人信息的人员等。

从人权与人的尊严之间的关系来说，人权保障是实现人的尊严的基本途径，人的尊严是人权保障的价值目标，因此有学者认为第33条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即构成我国人的尊严的保障的规范基础，意味着保障人的尊严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部分，使人权和人的尊严从价值升格为实定的宪法原则。例如，处理者如基于常规健康监测的目的处理基因编辑婴儿的生物识别信息，则处理者不得将此等敏感个人信息用于医学研究等与健康监测无关的处理目的。

但这种特别保护需要满足较为严格的条件，包括存在客观合理的必要性要求以及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然而人的尊严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无从被其他具体权利完全辐射，需要在此单独说明。

其二，作为技术创新的安全阀，伦理审查委员会应肩负起应有的审查把关责任，全面审查其中的技术风险、伦理冲突、社会影响，作出符合专业水平和公众期待的负责任决策。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14号一般性意见进一步明确身心健康权是个宽泛的概念，可以细分为更具体的权利，其中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是不受未经同意强行试验的权利，即知情同意原则的贯彻，以及身体完整、免受有害做法的自由。上文的知情同意原则使潜在的受试者对于参与或者继续进行试验所将承担的风险和负担有正确认识，那么试验的设计和开展等，则需要坚持生命至上和控制风险原则，避免对受试者的身体健康造成法律允许范围之外的损害。《欧洲人权公约》第14条明确将禁止歧视列为一项基本人权，根据该条，应当保障人人享有本公约所列举的权利与自由。

与此同时，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仍存在争议，贸然使用可能对人类尊严和生物安全构成威胁，因而也是极富有争议性的技术。由于其在修正遗传突变、治疗遗传性罕见病和理解早期人类发育方面的优势，这项技术无疑是当代生物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技术。

特定目的的要求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条所规定的明确、合理的目的相比而言标准更高，应指某一具体且确定的目的。晚近国际人权法发展，人权的全面效力勃兴，人权既针对国家在纵向层面对个人的侵犯，也针对横向层面的私人之间的侵犯。

(一)知情同意原则 人体试验的知情同意原则自纽伦堡纳粹医生受审后逐渐被确立为医学伦理学与研究伦理学的原则之一。具体而言，首先，要求基因治疗的安全有效性在临床上已得到大规模的验证，这就要求这些基因干预方式循序渐进地经过基础研究、临床前研究的完整递进转化流程，进入临床研究或临床应用，符合各阶段的安全标准和有效标准。